的确，要知道土司制度既是一种政治统治制度，又是一种经济剥削制度，它是在适应奴隶制和农奴制分散统治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就先之前说的，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它的初期和中期曾有过进步性，例如在推动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但是土司制度到了后期，随着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落后性和腐朽性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到17世纪末其腐朽落后性越来越暴露无遗，成为南方各族社会发展的障碍，最后走上了崩溃灭亡的道路。

土司制度发展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各地土司长期在一地自恃雄长，世有其土，世有其民，世有其政，在各自的辖区内独断专横，成为称霸一方的统治者。

而权利欲的不断膨胀，生活上的日渐骄奢，自然对境内的土民在政治上实行残暴压迫，经济上采取残酷掠夺，强暴恣横，为所欲为，充分暴露出土司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肆虐土民，因为土司利用对土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暴**纵，作威作福。“土司杀人，不请旨，亲死不丁忧”。

明代云南永北人刘彬曾写道:“彼之官世官也，彼之民世民也。田户子女为其所欲，苦乐安危，唯其所主。草菅人命若儿戏，莫敢有咨嗟叹息于其侧者。以其世官世民，不得于父，必得于子孙，且数信蓗。故死则死耳，莫敢与较者，嗟此夷民何辜而罹此惨”。

蓝鼎元对贵州土司的残暴**有过深刻的揭露:“苗民受土司茶毒更极，可怜无官民礼，而有万世奴仆之势，子女财帛，总非本人所自有，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敛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少亦二十四两，名曰玷刀银。”

有的地方曾改土归流，但“土司辇赂关税，又复改还土属，丁壮举家屠戮，妻、子没卖为奴，其他土部不得不吞声饮泣、忍受摧残”。

土司还将土民当牲畜看待，动辄将土民买卖、转让或赠送。

李心衡说四川土司“其有规避徭役，不遵土司饬遣者，例最严酷，籍没其家，将其人并家属分卖各部落为奴”。

又如唐崖土司覃鼎夫人田氏在游玩峨嵋山时，将随身带去的百余名婢女，若家奴一样，沿途择配，随意送人。

土司生活糜烂，宴会有女歌舞，“官舍下乡，令民间妇女歌舞侑觞”，云南百夷傣族土司“上下僭奢，虽微职亦系银花金银带”，土司“每出入，象马仆从满途”。

土司如有嫁娶，土民则3年不敢婚姻。

“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生女有姿色，本官辄入，不听嫁，不敢嫁人也”。

甚至有的土民结婚土司还要享受初夜权。

土司还私设公堂，严刑摧残土民更是司空惯见，“有事控于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负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虽有流官辖土司，不敢上诉也”。

其刑法重罪者皆斩，其余刑法有宫刑、断指、割耳，即土司所谓的“盖奸者宫，盗者斩，慢客及失期会者割耳，窃物者断指”。

土民往往冤屈受此酷刑，且无处申诉，或有上诉者，土司必派人中途追杀之，因此土民只好忍气吞声，受其践踏。

还有就是超经济强制剥削。

要知道土司对土民的剥削，即超经济的强制掠夺到明末清初已经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土司肆意苛索土民亦为常事。

土司往往借口向中央王朝缴纳钱粮差发银渔肉土民，如乌撒土司按规定只向王朝激纳钱粮不足300余两，而土司取于土民者却百倍，“一年一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

土民所输丁粮较汉民的多出10倍。

1725年雍正三年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