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上述对南宋江南市镇类型的划分是相对而言的。

因为事实上，许多市镇是几种形态兼而有之。

如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既是着名的贸易港口，也是重要的盐业和渔业市镇，只是其作为港口市镇的形态更为突出。

同时，除了乡村墟市外，各种江南市镇都有一个显着的特点，即工商业十分兴盛。

这既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江南市镇已逐渐向新型经济都市方向发展。

而且居民数量与结构也是反映市镇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

南宋时期的江南市镇，就其总体人口规模而言，大致可分为四个等级:一是部分“巨镇”、“雄镇”，居民有上千乃至数千户，达到了县级城市的水平，有的甚至与部分州级城市相当。

如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约五千余户”;庆元府奉化县的鲒埼镇，“环镇者数千家”;临安府仁和县的临平镇，“约千家”;饶州鄱阳县的石门镇，“哄市千家聚”;吉州庐陵县的永和镇是着名的陶瓷业市镇，北宋时就已“附而居者数千家”，进入南宋后更为发达，其居民数量当有增无减;饶州浮梁县景德镇的陶瓷业规模较永和镇大得多，总人口亦当有数千户。

嘉兴府华亭县的青龙镇，其市区分为36处坊巷，居民繁多;兼跨湖州与嘉兴府的乌青镇，“民物蕃阜，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湖州德清县的新市镇，“虽曰镇务，然其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

这些市镇的人口估计也都在千户以上。

而与此同时，江南各地的县级城市人口大多不过几千户。

如乾道八年1172年徽州歙县城仅1931户;开禧三年1207年严州淳安县城仅1335户;宋宁宗时绍兴府嵊县城仅1194户。

有些州级城市的人口也相当有限。

如嘉泰1201-1204年初年扬州城有3637户;宝庆三年1227年徽州城有3887户。

二是一般性镇和部分规模较大的草市，居民多在数百户左右，相当于小型县级城市。

如池州的雁汊镇又名雁翅夹和绍兴府山阴县的项里市，均有200多户;饶州余干县的古步市，“有墟市数百家”;临江军吉水县的樟树镇，“绾西江东广之会，户口蕃”;湖州乌程县的南浔镇，“市井繁阜，商贾辐凑”;镇江府丹徒县的吕城镇和常州武进县的奔牛镇，仅“脚船、脚夫平生靠运米以谋食者”，“数逾百家”;平江府吴县的许市，“居人极多”;吴江县的合路市，“居人繁夥”。

当然，一般情况下，若是镇的工商业衰落，居民减到百户以下，就会被罢撤。

像是隆兴府进贤县土坊镇到南宋中期“居民不满数十，商旅稀少”，地方官便奏请朝廷予以废罢。

而一些草市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就会正式升为镇。

如南宋后期颇为有名的南浔镇和上海镇都是由草市发展而来的;平江府昆山县的练祁市还进而成为嘉定县治所在。

三是一般性草市，也就是居民多在数十户左右。

如建康府的竹筱港和佘婆冈，居民分别为“二十余家”和“数十家”;镇江府丹阳县的丁桥市，“虽非井邑，而水可舟，陆可车，亦农工商贾一都会”。

四是小型草市，居民多只有几户至十几户。

如陆游在《剑南诗稿》中所提到的绍兴府镜湖流域的众多草市大多如此。

就市镇居民的结构而言，按职业和身份的不同，大致有七类:一是官僚贵族。

许多江南市镇以其发达的工商业和优裕的环境，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前来定居。

如湖州的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