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是不能打了。耆英思前想后，给道光帝上了道奏折。一方面奏明英国人出尔反尔，突然增加要求；一方面把英国人变卦责任推到南洋镇头上，认为南洋镇与英国人暗通款曲。

道光帝早前也察觉南洋镇行事乖张，对耆英的说法倒也不奇怪，但他也明白像耆英这种老官油子说话半真半假，水分很大，不能凭着他的几句话就急着处理立了功的南洋镇。

当务之急是让英国人退兵。他看了看耆英奏来的英人要求，虽说要得多了些，但也还能够接受。心想着赶紧了事，于是下旨申饬耆英办事操切，有失国体。但一切以大局为重，要求耆英全部答应对方要求，尽快签约。

至于南洋镇的问题，他也觉得有些头疼。

此前浙江巡抚刘韵珂建议赐南洋镇五口通商，兼理夷务。如今答应了英人这些个条件，倒是正好用得上刘韵珂的建议，以藩制夷策略恰如其分。

只是这南洋镇与朝廷并不一心，怎么能保证他们维护朝廷的利益呢？

道光皇帝的旨意到了江宁，挨了骂的耆英如释重负——毕竟朝廷答应了英人的所有条件。随后他腆着脸邀请璞鼎查来继续谈判。这回俩人没什么争执，迅速议定了条款。

尽管谢绾的出现让鸦片战争对清国造成的损失小于原时空，但这仍然是一次失败的、被胁迫的和议。1842年11月，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通称为《南京条约》，清国名之为“《万年和约》”。不过，作为这次战争的肇因，鸦片却并没有在《南京条约》中被提及，鸦片进口处于一种理论上仍然非法但实际上被默认的状态，国内的禁烟名存实亡。

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惊醒清国朝野，清朝无法理解英国开战仅以谋得通商、外交、法律优惠为目的，反而因为英国并未以摧毁其统治为目标，而将之视为一场突发性、短暂的事件

如蒋廷黻所言，“……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

随着清国逐步兑现《南京条约》中的承诺，英军逐渐撤出军事占领区。大清国上下松了口气，又渐渐闭上眼，继续做了数百年的天朝大国梦。

与原时空略有不同的是，南洋华商作为类似广州十三行的角色，在五个通商口岸全权处理与外国的进出口贸易。

当然南洋华商的责权又迥异于广州十三行，他们一边要履行《南京条约》中清国对英国关于“自由贸易”的承诺，一边又要用驻军遏制英国人的军事威胁。但无论如何，这种对外贸易的管理权，都会为南洋华商带来巨大的财富，如同当年成就世界首富伍秉鉴。

谢桂芳回到婆罗洲后，受到了南洋华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此时已彻底转变为谢桂芳的支持者，积极响应南洋唐人一体化，并踊跃兵源以支持在大陆的军事存在——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在五口通商事务中的一席之地。

谢桂芳当然还是清醒的，在喜悦之余，他仍不忘西边不远处，德国的军事存在。

在婆罗洲短暂休息后，他以婆罗洲华人首领的身份，拜访相邻的沙捞越总督。

德国对沙捞越的重视程度，不亚于暹罗的北马来半岛。德国驻军已经提升到了四千，这是德国联邦议会特别向东印度公司的增援。所建筑的炮台、城寨已经颇具规模。

行进在沙捞越的谢桂芳越发忧心忡忡——昔日的荷兰虽然也对婆罗洲虎视眈眈，但毕竟没有固定的军事存在，而如今德国这个态势，随时可能一口吞掉南洋华商。

在沙捞越首府古晋，谢桂芳礼节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