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策想琼山的工商业在本时空的海南是最发达的，而且完全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和临高这样靠着澳洲人的扶植才发展起来的商业根本不是一码事。

“才干了几天的县长，地方主义的尾巴就露了出来。”陈策暗暗说道。看来这税务问题以后还有得饥荒好打了。目前临高还没有具体的分税制，收上来得税怎么分配看来又是件麻烦事。

陈策虽然身在德隆银行总行，每天忙于谋划各地建立支行，建立初级税务机构，但是财政系统上的矛盾随着春季觉醒和治安战的结束渐渐浮上水面。

各地县级政权相继建立起来，地方财政和税收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了。

临高县尽管有熊卜佑这个资格最老的县办主任，但是临高县并没有单独成立什么行政机构，一切的建设和投入都是执委会直接投入的，和地方财政税收没什么关系。

至于三亚大区也算不上一个地方政权，它只算是一个派出机构――因为当地原本即没有人口也没有工商业或者农业，三亚是完全由元老院搞起来来的一块殖民地。它的绝大多数产出：矿物、农林产品、渔业产品也全部运到临高，而当地所需要的物资，从衣服、粮食、工具乃至用得燃料都是从临高运去的。投资全部来自临高的拨款，运转也依赖临高拨来的物资和现金。三亚大区完全依附于临高的母体，经济上就是一个彻底的附庸。

但是现在他们控制的各个州县，尽管每个县的经济状态不一，但是每个县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有一座城池，若干村落，多少不等的人口。有田地，还有一点规模不等的工商业。过去临高即元老院的模式已经没法继续下去了，每个县都有了元老当县长，搞了一套行政班子。

有了行政班子，就牵扯到地方财政问题。大明在朱八八时代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中央拿走一切，地方几乎留不下什么。从集权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卓有成效，但是对地方行政就是灾难了。县里因为没有足够的财源，县令几乎什么都干不了。甚至维持基本的行政都难以为继，自然不动一点歪脑筋，搞些体制外流动资金就没法把官当下去了。

这个体制的弊端元老们都看得明白。但是该如何改进牵扯到的就是一篇大文章，不仅牵扯到税制、财政制度还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分配这一重要课题。执委会最近一直就这个问题开扩大会议，经常讨论到半夜才散会。

在没有制定出确切的方案来之前，暂时使用的是行政经费全额拨付的方式。每个县办主任上任之时，由财政总监部一次性发给一笔流通券。目前的流通券还是以粮食作为准备金。根据拨款的数字，由企划院拨给等量的粮食作为准备金。当然粮食本身并不需要远途运送，治安战结束之后，企划院在每个县都掌握了相当数额的粮食，主要是原先各县的官仓粮食和在治安战和清丈田亩中没收、缴获的粮食。这些粮食除一部分运往临高之外，余下的依然存储在各县的粮仓中，只要在账目上过一下就好。

发给各县的资金并不直接到县办主任的手里，而是存入当地德隆支行的财政专户，由县办主任具体支用。因为地方行政开支是千头万绪的，所以财政总监部专门开列了一个经常性项目开支列表。这样大概可以知道每个月需要拨款的数字，这笔开销属于专款专用，县办主任不能以其他名义支用。这样就不会出现领导一时没谱把钱花过了头，到月底没法发工资的窘态了。

编制经常性开支表并不容易，谁也不知道一个17世纪的县每个月需要多少行政开支。而临高的财政开支又不具备任何的参考价值――一直是在打统账的。特别是在财政供养人员的开销上，各县的机构怎么安排，设置多少人员，人员的级别和工资是什么样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决定下来。所以管理也只能相对粗略。程栋要求暂时编制的额度宜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