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桌子上轮流敲击，像是在弹琴，说道：“西江、北江都从本县流过，水网密布，支流无数。南海辖区北至花山，南至九江，直线距离超过百里；西接三水，东至广州城，商贸往来为广东之最，人乃万事之源，一人多就容易出事，特别是流动人口。只是这政务纷纭又怎么说？”

魏必福听到这个问题，明白这位新首长对政务不甚明了，便道：“明国规定，除了农忙时节，知县每月均要接受上峰宣讲，如皇帝圣谕、律法、道德劝谕，其后转告宣讲于各堡耆老，乃至民众；每月带领士子祭文庙、祭天地；本县文风盛极岭南，书院颇多，三年一届的乡试亦为知县之责，又占据广州半城，会试也需出力；养济院、节妇堂自不必说；本县又有西、北两江流经，自嘉靖以来，官窑滘、芦苞涌逐渐淤积，水患频繁，常需赈济以抚民心，如能兴修水利一二，便是大大的良宦；此外，还有缉拿盗匪，征收税赋，迎来送往……”

张枭听着这一堆事情就觉得头大。明朝的官吏分置，只有官员和少数的“经制吏”才有财政供养的。整个县政府的九十以上的人都是无薪的。而且明代的地方财政问题其实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县令责任即重，资源又很少。若是在临高这样的偏僻地方反倒日子要好过些，南海县这种“冲”“繁”之地，当个县令出息大，但是工作压力也大。故而又有“繁”“难”之说。

换到现在呢？元老院至少给他配备的编制人员比明朝多得多，也不需要他操心发工资的事情，再如道德劝谕、祭文庙、祭鬼神之类虚头八脑的事情也都免了。公务员培训和甄选现在有广州干部学校负责，地方治安有广东大区国民军撑着，征税有广州财税局牵头。缺点是跨部门的事情最容易推诿塞责，干好不容易，干坏了少不了背锅。至于迎来送往，现在百废待兴，元老院还没有官僚到明清两朝那种程度，设宴款待上级同事、带着官场酒肉朋友游山玩水的事情应该没多少。

剩下的教育、卫生、水利乃至发展地方经济，应该是他能做出成绩的地方，

不过，按照元老院的克难版现代政府的要求，这些任务的繁重程度也并不逊色。

果然是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张枭继续问，“久闻南海番禹是天下第一等的富庶之地。税赋亦不如苏、松、常、太为重，为何还多有拖欠呢？”

“首长想必也知道：官商勾结，规避商税；诡寄飞洒，豪强之地日多，纳税之民日少。”魏必福道。

张枭点点头，这几种方式他在临高也见识过，曾经是临高和海南税赋改革中出现的重点问题。

明末官商勾结十分严重，一些走私船只给官府交足了钱财，就可以放行进行海上贸易。反而那些正规的船只，倘若不交钱财，会被各种理由敲诈纳税。诡寄，是自耕农、小地主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在具有免税特权的士绅名下，借以逃避赋役的一种方法。飞洒则是地主勾结官府，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洒到其他农户的田地上，以逃避赋税。长此以往，官员士绅们的腰包越来越鼓，国库里的银子却是一天比一天少。

“欠的税又怎么填补呢？”

魏必福道：“首长恐不知‘定弓虚税’。粤民之苦累，无过于南海之定弓。定弓之名唯南海独有。”

“哦？‘定弓虚税’又是怎么个说法？”张枭问。

“万历九年清丈南海田地，水冲崩陷，以隆庆六年本县一万五千四百余顷之额计丈，失额一千八百二十八顷。当时当事者不敢报失，不得已为取盈之计，遂以万历九年实丈田土，将八分三厘六毫认作一亩，每亩加虚税一分六厘四毫补丈失之数，此定弓之名所由来也。补足丈失之额，较于隆庆原额又多四百顷，计南海县加定弓虚税二千二百二十八顷，每岁派银七千七百八十余两，尽属无土之征，陆续抵补，尚未足额。迄今五十年来，民之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