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属于是自己挖坑埋自己的典范。

虚假的商业繁荣就不说了，其不抑制土地兼并的策略使得好欺负的人没什么土地，有土地的人又不好欺负，地主大户和朝廷政策牢牢绑定，稍微动一下都疼痛难耐。

比起之前历朝历代打击土地兼并的难度，宋朝属于独一档，人家不说能不能办到，至少在政策上是反对土地兼并的，大义名分是有的。

但是宋朝连这个都没有。

成都朝廷可以轻松欺负工商业平民和自耕农，却很难欺负那些在地方有庞大势力大豪强地主。

尽管他们才是最有钱，可他们也是可以对抗朝廷的，收他们税需要成本，而判断这个成本和税收哪一个更贵，就成了对朝廷来说很有必要的过程。

收税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收税的成本小于税收本身，那么朝廷就有动力贯彻税收。

如果收税的成本大于税收本身，还会带来其他各种不良影响，那么朝廷就要考量一下是否有坚持收税的必要了。

小单位的穷鬼特别好欺负。

温顺，逆来顺受，朝廷里也没他们的人，只要别一大团聚在一起直接造反就没有任何危险，若敢反抗直接铁拳砸下，没啥后果，还能震慑其他穷鬼，显得朝廷又高又硬，所以朝廷收他们的税便动力十足。

地主豪强不好欺负。

朝廷里有他们的人，还掌握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里应外合起来能给朝廷带来很大的麻烦，收税成本搞不好还要大于税收本身，不好得罪，招安价值巨大。

所以收不收这笔税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而就目前来看，对豪强地主收税的成本绝对不会低。

成都朝廷建立之后，其上层官僚着重选择外地来川蜀的官员而不是川蜀本地官员，以避免朝廷本土化，以至于被本土派左右，影响出川作战恢复大宋的政策。

诸葛亮当年之所以可以五次北伐曹魏，除了有钱之外，有一支能够压制川蜀本土势力、动员川蜀民力发起对外进攻的外地官僚队伍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尽管如此，本地人还是不能过分得罪的，凡事都要有个度，真要把本地人搞得和外地人朝廷离心离德，双方的矛盾一旦爆发，就是动摇国本的事情。

眼下虽然成都朝廷高级官僚大多数都是外地人，但是赵不息登基称帝之后为了获得本地人的支持，也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底下办事的中低级官吏们则基本上都是川蜀本地人。

川蜀本地人掌握着相当一部分权力。

能读书做官的本地人出身在什么家庭里那也是一目了然的，大宋的科举是为谁服务的也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中低级官吏们和这些大地主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舍五入，成都朝廷相当一部分权力就掌握在本地豪强地主家族手中，收税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也是本地人。

用他们自己的人来收他们自己家里的税？

大水冲了龙王庙？

所以对于这个刚刚在成都建立、还没有在川蜀之地真正得到认同的割据朝廷来说，对本地大户人家下手收税纯粹是有点搞不清状况。

赵不息不是什么搞不清楚自身处境和社会状况的年轻的赵玉成，做不出那种富有理想而又十分幼稚的事情。

他很清楚，对于现在的成都朝廷来说，一场米骚动并不要紧，完全不是什么值得担忧的事情。

城镇工商业平民是无根浮萍，没有产业，没有根基，不掌握生产资料，除了人命之外什么都没有，且人数有限。

他们再怎么造反都很好对付，吴璘出动一支人马大杀四方就可以了，哪怕把他们杀光也无所谓。

无恒产者无恒心，就业的时候好歹还有一点剩余价值可以剥削，一旦失业，又不能产生价值又要张嘴吃饭，最是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