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9年12月3日，建业城，齐王宫。

齐王贵妃朱媺娖怜爱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儿子，心中万般地纠结和不舍。

“母后，孩儿今年已年满二十二周岁了，更是曾在军中服役四年，勿要再将我当做顽劣孩童看待了。”齐子搏抬起头，笑着说道：“要知道，当年父王在我这般年纪时，已经主掌齐国数年，立制称王了。”

“你做出这般决定，可是因为怕遭到你父王和……太子的忌惮？”朱媺娖低声问道。

“母后，因为大明的关系，我的身份必然还会在国中引起各种争议和非论。”齐子搏苦笑道：“谁让我身上有大明皇室的血脉呢？”

自两年前，太子齐子兴被任命为长安府知府，离开建业后。未过多久，民间仕林便陆续开始传出一些有关齐国如何选择和确立继承人的说法。

部分“有识之士”认为，齐王正值春秋鼎盛，王位继承人选不该如此早早确立。即使要立太子，也不应该仅凭齐子兴为诸子之长，便就立为太子。

太子的确立方式，除了立嫡、立长，更应该考虑立贤。

或者以上都不论的话，那应该据民心。什么是民心呢？我齐国半数以上民众皆来自大明，若是册立一位拥有大明皇室血统的太子，那岂不是更能聚拢国中泰半以上的民心！

一时间，王室中的九名成年皇子顿时陷入风口舆论当中，被一些好事的文人学者以嫡庶、贤庸的标准，讨论何人才是齐国真正的未来之主。

其实，嫡长继承制在夏、商时期已经出现，到周朝立国，便被正式确立为王朝更替的传承铁则，其地位始终居于正统，在周朝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嫡长制度从未发生动摇，甚至很难被质疑。即使在皇位继承过程中比较混乱的唐朝，其正式法律典籍里就有对保障嫡长继承制也做出了全方位的规定。

至于为什么要如此苦心孤诣地确立和维系嫡长继承制，其实也不难理解，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嫡长继承制因其继承人选的确定性有利于减少纷争、稳固家业，进而也就稳固了皇家的江山社稷。

当然，相较于嫡长继承制，人们在理想上自然是更愿意看到候选人中的贤能之辈能够在公平竞争中胜出，而不是嫡长子在出生时就注定躺赢的结果，这样朴素的正义理念虽然更合乎人们内心的道德观念，但在现实实践中却具有致命的缺陷。

相比嫡庶、长幼的客观现实，贤能与昏庸的划分是绝对主观的。对待喜欢的可能会爱屋及乌，没理由的喜欢。对待厌恶的可能会恶其余胥，没理由的排斥。这就是人主观上很难避免的极端性，也注定了一时很难看清现实的全貌。

我们后人看历朝历代的人与故事，自然可以很轻松地辨别一个人是贤是庸，但在当时人眼里是很难分清的，正所谓当局者迷，更可怕的是，人可以隐藏真实的自我而假扮成贤能良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以接受禅让之名义篡位的王莽，王莽终其一生都自奉甚俭、治家严苛，他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礼贤下士，甚至曾先后命三名行为不端的嫡子自尽，被社会各个阶层广泛称颂，在当时论圣贤之名，恐怕无人能出其右。直到他篡权上位，他才成了铁证如山的佞邪之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这些例子说明，与其为了追求主观上所谓的平等，而去选择可能是被伪装出来的贤能，远不如通过嫡长继承来锁定继承人并给予法理和物质上的支持，让其他子嗣不敢、不能、也不想产生觊觎之心，从体制上尽最大可能压制谋夺的出现，这才是最有利于稳定传承的，这也是为什么几千年的嫡长继承从未被动摇过。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古代的嫡长继承制并不是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的，尤其是在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