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局，在成、弘以后，就逐渐衰落了，其规模不要说与芜湖相比，就是比起江浙一带的私营染织场，也是远远不如；还有制瓷业，民窑发展的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器皿二百多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景德镇的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三四倍。

沈默做过统计，嘉靖四十三年，景德镇的三千座窑中，官窑仅有百余座。崔、周、陈、吴四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更是远远超过官窑。

甚至连历朝历代严格控制的采矿业，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正德以后更是迅速衰落，以至大面积停闭。大约只有云南等少数省份的官矿，仍然坚持运营，但也没什么大出息了。

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如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之类的私营大钢场，仅芜湖一地就有十几家，每一家都生意兴隆，负担着全国半数的钢铁供应。

就是禁止民间开采金银矿，也造成了一纸空文，因为矿区大都在深山之中，想禁止盗挖几乎不可能。事实上，‘盗矿’之事，遍及各省。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比如衢州矿乱，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这种例子并不罕见，在广东、四川、云贵等地，比浙江还要厉害得多。

最后，连几千年来，都被当成重要财政来源的食盐业，也愈发失去原本的作用。因为作为朝廷的征税对象，官盐的价格太高，销量曰益萎缩，导致征税面曰益狭窄，当然税收也相应减少了。这是因为私盐的冲击，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十八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五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七成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

嘉靖以来，朝廷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不能拿盐当饭吃，食盐市场终究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朝廷的种种努力无不以失败告终。

上述一切变化的产生，都跟沈默没什么关系，如果硬要说扯上，顶多也就是加速了其发展而已。可以说大明到了嘉靖末年，作为皇室和朝廷用度来源的官营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完全被民营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

可悲的是，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并不能为大明带来多少财政收入，因为与宋朝‘每五抽一’的税率相比，明朝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的商税实在太低；更无奈的是，即便如此之低的税收，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朝廷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少之又少，大量的巨额财富流到那些豪门大族、缙绅富商家中。

历代皇帝和首辅都想改变这种状况，但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已经遍布朝堂，每每提出还未执行，朝堂之上便反对声一片，‘与民争利’、‘借机盘剥’的大帽子扣上来，提议者无不被骂成是王安石、桑弘羊那样的祸胎，甚至被人围堵唾弃群殴……以至于谁也不敢帮皇帝办这件事。

结果出现了工商曰益兴盛，国家愈发贫穷的怪现象，还被一些老学究当作工商误国的证据。但以沈默的地位和立场，也无法彻底扭转这一局面，因为归根结底，他就是工商业最大的代言人，如果背叛了工商业，绝对会被那些大家族、大商人抛弃，甚至成为他们要消灭的对象。

但他不希望大明一直这样，如果无法从工商业的发展中获得能量，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不会改变——虽然一直致力于发展东南，沈默并未忘记大明朝灭亡的原因，流民和女真，正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