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为经站在画板面前。

他没有冲动的立刻动笔，跟随肌肉记忆，直接开始画出二十多幅练习下来，已经变得熟练至极的素描底稿。

而是思考了一下。

从头开始审视他脑海里画面的构图。

顾为经开始设计这幅画的时候，初版的《阳光下的好运孤儿院》采取的是最传统的金字塔式的三角构图法。

画面的视觉重点，从两侧到中央逐渐收窄变高。

左侧是玩耍的孩子们。

右侧是正在老槐树下正在为茉莉小姑娘洗头的阿莱大叔。

画面的中央，远景的最高点，阳光打来的方向，则是那尊孤儿院里的老旧圣母像。

收藏家陈生林看过他的草稿后，认为顾为经搞得太过学院气了。

如果排除很有趣的用笔风格。

那么构图古板到看上去，完全便是两百年前拉菲尔前派的那种基督教救世训导画的风格。

缅甸从来都不是因为圣母而得到救赎的国家，欧洲殖民者们反而是带来灾难的源泉。

在这种地方，艺术作品里搞什么救世基督的那一套。

既舍弃了本土特地，玩传统油画的那些人也不会认可你。

亚洲不亚洲，欧洲不欧洲。

不东不西，不伦不类，本地化做不好，洋人也不喜欢。

也就很难成为一张足够经典的作品。

陈生林和顾为经谈话时说，他心中这幅画，就像近些年来东京，首尔，包括东夏的一些画展上，艺术创意区里，都不乏能看到的那些反映黑人议题的作品。

亚洲画家在本土艺术展上，激烈的探讨黑人问题……不是不行，总会让人有些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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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别误会。

不是黑人议题就不值得讨论。

而是大家心中都很清楚。

和欧美不同，至少黑人的种族生存的问题在亚洲的很多地方，肯定不是社会矛盾的重点。

也几乎更是谈不上什么买卖奴隶的历史原罪啥的。

支持黑人兄弟没啥错。

但这种艺术思辩的重点，难免有些在讨巧的回避那些真正值得更加关注的话题的意味，肯定有避重就轻的嫌疑。

艺术家应该勇敢的对身边社会现象发出诘问。

而非仅仅装作很勇敢的对遥远的社会问题发出诘问。

评委清楚，画家本人清楚。

甚至看到这幅画的观众都很清楚。

不说全部。

但至少有一大部分这种作品的创作者，无论他们表现的对种族问题多么一把鼻涕一把泪，恨不得冲到大洋彼岸，为被歧视的黑人摇旗呐喊。

但是动笔时，他心里想的肯定是为了踩获奖风口，争取冲到国际上获个奖回来啥的。

老实说。

这种事情可以理解。

人非圣贤。

研究获奖风口，本来就是美术类竞赛，国际艺术节的光荣传统。

艺术从来都是主观倾向很强的学科，谁能最准确的揣摩出评委的鉴赏口味，也是参赛者的本事。

从电影到绘画。

早年的美国文艺届评委喜欢“温和无害的反应种族问题”+“残疾人话题”。

比较偏向于温馨美满，合家欢的风格。

这种作品一出来，评委们会心一笑，就知道这是要评奖的。

奥斯卡就表现的很有代表性，《绿皮书》，《阿甘正传》这种黑人白人亲兄弟，包括《国王的演讲》、《万物理论》这种励志流传记电影，都是组委会投票时的心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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