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缺口，我们才能把理，也就是法律的严肃性、犯罪的后果、以及坦白或许能争取的出路——说进去。”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建立在我们已掌握其犯罪核心证据的基础上。没有铁证，情和理都无从谈起。”

“这就像，撬锁，总得先找到锁芯最受力、最脆弱的那个点。乔杜里的锁芯，一半是恐惧，另一半，就是对亲人的愧疚和牵挂。”

李晋乔转过头，又看向邓斯特伍德和卡尔顿，“当然，我们严格遵守了约定。我们出示的照片是公开场合拍摄，提及的家庭情况是客观事实，没有施加任何非法压力。”

“这只是，沟通策略的一部分。结果，似乎有助于触及一些纯粹技术性问询难以触及的真相。”

邓斯特伍德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对李晋乔说：“令人.....印象深刻，李厅长。这些新供述对完善证据链价值极大。”

“是乔杜里自己做出了选择。”李晋乔回道，“我们只是给了他一个想起自己是谁、以及事情本来面目的机会。”

卡尔顿则是咧嘴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点“果然如此”的意味，也有一丝对这套迥异于腐式程序正义、却显然高效实用的“东边策略”的重新评估。

短暂的休息和材料整理后，第二场询问开始。这次被带进来的是王铮。

与乔杜里的颓唐崩溃截然不同，王铮走进审讯室时，步伐稳定，甚至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从容。

他同样穿着号服，但头发梳理过，脸上没有胡茬，显然在个人仪表上做了努力。

他在椅子上坐下，双手自然交叠放在桌面上，背脊挺直，目光平静地迎向走进来的陈峻和翻译，甚至微微颔首示意，仿佛这不是审讯，而是一场商务会谈。

“王铮，”陈峻开口，语气依旧平稳，用的是中文，“我们是国内来的办案人员，有些问题需要向你核实。”

“核实？”王铮挑了挑眉，声音有些沙哑，“该说的，我都跟伦敦的警察先生们说过了。我是合法商人，做正当投资。至于国内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离得远，不清楚，也不感兴趣。”

他开始采取策略。对于陈峻提出的关于公司架构、资金往来的一般性问题，他回答得流利而官方，大量使用“据我所知”、“可能”、“大概”等模糊词汇，将责任推给“专业机构”和“下属”，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蒙蔽”或“管理不细”的人。

对于一些关键的资金对接点，他或者声称“记不清了”，或者归咎于“财务总监乔杜里的具体操作”。

王铮显得很合作，有问必答，但所有的答案都像涂了一层油，滑不留手，无法抓住实质把柄。他甚至偶尔会反问陈峻一两个关于国内法律程序的问题，试图试探和掌握对话的节奏。

观察室里，卡尔顿皱起了眉。之前的针对王铮的询问就能感觉到，这人的心理素质极强，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避重就轻，常规的审讯策略对他效果有限。

可陈峻似乎并不着急。他耐心地听着，记录着，偶尔针对王铮回答中的矛盾之处追问一句，但王铮总能圆过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王铮的眼神里，那丝最初的戒备之下，甚至隐隐透出了一点不易察觉的得意。

就在这时，陈峻放下了笔，从文件夹里又拿出了几页纸。这一次，不是照片。

“王铮，你一直说你和赵宜春只是普通的亲属关系，对他的事情不清楚、不感兴趣。那么，我来帮你回忆几件事。”

“前年9月15日，你用一款加密通讯软件，登录了一个特定频道。当时赵宜春在国内，用的代号是‘掌柜’。你们讨论了关于一笔两千万人民币资金，通过虚构沪海到汉堡的医疗器械出口合同出境的操作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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